一位清华教师跟他“理想的法学教科书”

何海波（右一）跟他的先生们。 ■本报记者 陈彬葛昕潼曾被手中的《行政诉讼法》课本“吓”到过。当时，她是清华年夜学法学院年夜一重生。在一门名为“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”的课上，她看到了那本厚达700页的课本。只管课本作者、清华年夜学法学院教学何海波就是课程的主讲教师，但葛昕潼否认，当时的她“不好好读这本书”。至于起因，则是“太厚了，怕本人读不上去”。不外就在客岁，曾经上年夜三的葛昕潼选修了一门研讨生课程，讲课教师仍是何海波，那本《行政诉讼法》再次摆到了她的眼前。这一次，葛昕潼只能当真读下去了。但是这一读，她突然发明这本书“实在挺好读的”。“它不像个别执法课本那样僵硬、单调。假如潜心去读，它会用流利的言语把作者的观点、思维一点点浸透给你。”葛昕潼感到，“这是一本‘谆谆告诫’的书。”葛昕潼不晓得的是，就在她革新对《行政诉讼法》认知的这一年，该课本取得了清华年夜学优良课本评比特等奖；其第三版面世后，在收集评估平台“豆瓣”的评分到达了9.9分，有网友评估它是“幻想的法学教科书”。教科书也能“很难看”何海波曾说过，“中国并不缺乏执法教科书，缺乏的是‘难看’的教科书”，而《行政诉讼法》的“难看”表现在良多方面。比方，他一直感到一部不案例的执法教科书，就像一本不丹青的儿童书，是不“可恶”的。因而，在这本700页的课本中，他收录的行政诉讼案例到达了600多个。“这些案例是我终年累月收集来的。”何海波曾用两个学期时光，与研讨生一同将《中华国民共跟国最高国民法院公报》上的行政案例全体研读了一遍；同时，他也重视从收集跟种种渠道收集案例。“我会在网长进行‘地毯式’搜寻，一旦找到存在典范性的案例，就有一种大喜过望的感到。”比方，针对“行政法律职员在何种情形下应躲避”的成绩，何海波曾用“地毯式”搜寻的方法，找到了一个典范案例——某地的品质监视治理局与某公司签署条约，让对方装置网线，包工包料。但当公司实现施工后，该品质监视治理局却以其所用资料分歧格为由，岂但谢绝付款，反而处分了公司。“在处置这起案件时，该行政构造能否须要躲避？假如不看到案例，你可能想不到另有如许的成绩；假如欠亨过案例来表白，先生们很难对‘合法顺序’之类的观点发生直不雅感触。这就是案例的感化。”何海波说。再比方，何海波自建数据库，实验对220余万份行政裁判文书停止年夜数据剖析。大批的案例、丰盛的统计数据跟图表让这本“描写式”的教科书有着坚固的实证基本。这一点令葛昕潼印象深入。“比方，现在我国对司法检察尺度的划定总体是比拟完美的，但仍有局部内容并不非常清楚。”她说，但在《行政诉讼法》中，何海波却经由过程一个表格，清楚归纳综合了司法检察尺度各因素在差别行政主体的实用前提，以及行政顺序、处置方法等。“那张表格并不庞杂，给我留下了特殊深入的印象。”“每本执法教科书的背地都有一种执法哲学，即执法应该怎样论述。”在一篇文章中，何海波曾提出一个成绩：当咱们向读者说执法规矩是如许或那样的时间，咱们怎样证实这条规矩的存在？这个成绩并欠好答复。要真正懂得它，就要回到20多年前的2003年。彼时，正在英国留学的何海波第一次有了“编一本书”的主意。以稳定应万变何海波的主意起源于他的一门研讨性课程。其间，他当真浏览了英国有名学者威廉·韦德的著述。在英国行政法界，威廉·韦德的教科书备受赞美，并被广为援用。“他的著述威望到某次英国国会争辩时，当局部长直接拿着他的教科书说，韦德教学是如许说的……”但是，令何海波印象最深入的并不是著述的威望位置，而是书籍内容明快、可读性强，以及作者在此中倾泻的情感。“在英国，行政诉讼被称为‘司法检察’，就是由司法构造检察行政行动的正当性。在英国汗青上，相干轨制曾有过一段高潮期，描写那段汗青时，韦德的笔调哀婉；当上世纪60年月，司法检察在英国从新勃兴时，他的笔调又变得高昂。”何海波第一次认识到教科书也能如斯特性化，能够带有团体情感，乃至反应时期脉搏。别的，英王法律教科书中的大批案例也给何海波留下了深入印象。“他们会用案例阐明执法是什么。”何海波说。但他在海内念书时，打仗的主流教科书却以道理报告为主，重点是执法的基础轨制划定，不细节。“那些书只是告知你执法应该怎么，而不是现实上的执法是怎样样的。”认识到这些成绩后，何海波萌发了一个主意——用案例跟统计数据，岂但告知读者行政诉讼法是怎样划定的，也告知他们现实是怎么的。这显然并不轻易，何海波面对的第一个年夜成绩就是“该搭一个什么样的架子”。在执法界，行政诉讼法是一门公认的“令人头疼”的学科，其起因就在于行政诉讼波及多少十个当局部分的上百种行政行动，相干的划定散落在200多部执法、700多部国务院行政法例，以及难以计数的规章中。“教科书的主要感化是将繁复的常识有层次地收拾出来。在这方面，行政诉讼法有着后天缺点。”何海波坦言，传统的行政诉讼法教科书有一个很年夜的成绩，即怎样将常识停止系统化收拾。“这个成绩处置欠好，读者即使通读全书，也有可能抓不住关键。这是行政诉讼法不受先生爱好、教师也很头疼的主要起因。”系统化的缺掉还会惹起另一个成绩。在我国的执法系统中，既存外行政法，又存外行政诉讼法。简略地说，前者重要是行政构造应遵守的规矩，后者则重要划定法院怎样审理。“但打讼事时，法院的裁决仍是要回到行政法范围。”这使得良多教科书会将这局部内容写成“两张皮”，即雷同内容外行政法局部中呈现，在诉讼法局部再次呈现，且两者都不将成绩讲明白。何海波举例说，比方对一项行政行动的正当性怎样断定，这是行政诉讼的中心成绩。“但很可怜，即使如许的成绩，咱们的教科书也不讲明白。”在浏览韦德著述的进程中，何海波一方面为此中的豪情所震动，另一方面也在构想。“假如我写教科书，必定要把这个中心成绩讲明白。”终极，他的教科书中有超越1/4的篇幅都在讲行政诉讼的正当性断定成绩，总字数超越20万字，“这曾经是一本书的体量了”。“在编写的进程中，我十分留神相干常识的系统化演绎，并有一套本人的逻辑跟教训，从篇到章、从节到大节，这套系统我自以为是‘近乎完善’的。”何海波不无自豪地说，行政诉讼法尔后不论怎样修正，这本书的系统都能够稳定。“不论对教科书籍身，仍是咱们的司法实际，这都长短常主要的。”不想“学术”，只想“艰深”恰是因为对一些中心成绩的精雕细琢，以及大批案例跟数据的收集，何海波的写书速率并不快。《行政诉讼法》初版“写了整整两年”，尔后又阅历了两次改版，每一次他都市更新良多内容。初版出书后未几，产生了一件事件。当时，他正在给年夜一的先生讲课。对本人的旧书，他不将其指定为先生课本，只是告知先生，有兴致的能够读一下。学期过半时，著名先生找到了他。“她告知我，这本书她快读完了，但有多少个成绩不太清楚。”何海波留神到，这本厚厚的书曾经被她翻得有些疏松，下面还做了良多讲明。先生的成绩并不算良多。解答完成绩后，何海波问她感到这本书怎样样。那名女生说：“还好，噪点未几，基础都能清楚。”这个答复让何海波很快慰。“事先只是年夜一上学期。也就是说，这逻辑学生实在只有高中生程度。她能看懂，阐明这本书充足好读、易懂。”要晓得，在写书之初，何海波就给本人设定了一个目的：一名勤恳勤学的先生能本人读上去，并且乐意读。这个目的并欠好实现。“我的主意是在保障正确的条件下，只管罕用学理观点，多用艰深化观点。”何海波举例说，“行政构造”与学理上的“行政主体”在少数情形下都是一回事。不外，“提到‘行政主体’，各人还要在头脑里转一下，但‘行政构造’就很直白了，以是我在书中多少乎通篇都用‘行政构造’”。恰是此类细节在很年夜水平上决议了一本教科书能否“好读”。“咱们必需面临一个事实——现在的学术界存在为了凸显所谓‘学术性’，锐意应用学术词汇的景象，仿佛只有如许才干烘托出本人的‘高程度’。”何海波说。比方，在执法界有一个名词叫“客观公权力”。“‘公权力’的观点家喻户晓，但‘客观公权力’又是何意呢？”何海波说明说，该词译自德语。德语中，表现“权力”跟“执法”的能够是统一个词“Recht”。偶然为了更明白地夸大“权力”意涵，会在“Recht”前加上“subjective（客观）”。“但成绩是，在中文中，‘权力’跟‘执法’完整差别。此时再加‘客观’的前缀，除了增添懂得难度外，不任何意思。”何海波说，他曾在良多场所呐喊放弃“客观公权力”的说法，仅用“公权力”一词即可，但一些偕行不肯废弃，感到如许的说法更“学术”。何海波不想“学术化”，他只想“艰深化”。一流学者不写课本，“这十分恐怖”我国的近古代法学教导开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距今已有百余年汗青。其间所出课本有数，但对诸如主要观点不清、常识系统缺掉等中心成绩，以致于课本可读性的成绩，一代代课本编订者就不留神到吗？“一个主要起因是课本写作的构造情势。”何海波说明说，现在主流的课本多是由某个机构构造编写——起首录用一位主编，再找来一批作者，每团体调配差别章节，偶然乃至主编都无权决议哪些人能够参加写作。这种群体编写的方法会发生昂扬的和谐本钱，教科书中的某些思维也难以贯串一直。“并且，年夜局部情形下，一名作者很难在某章节的写作上倾泻大批时光。”《行政诉讼法》一书则是何海波以一己之力实现的。由于不须要与他人和谐，他反而能够破费大批时光构想写作，更主要的是，能够将某些思维贯串此中。因而，相较于良多“官方课本”，何海波的这本“官方课本”显得愈加特性化。正如司法部行政复议与应诉局局长徐运凯在评估这本书时所说，“这是一部存在赫然团体作风的行政法著述”。但是，差别于中小学广泛应用统编课本，年夜学课本范例多样，“官方课本”也并不鲜见，但仿佛“有特性者”并未几。对此，何海波直言，一本课本的“特性化”起首树立在课本有充足品质的基本上。但必需否认的是，现在良多课本连“品质关”都过不了。现实上，何海波在受访时所提到的一些成绩（诸如可读性差、常识系统凌乱等），在其余学科的课本中并不鲜见。比方早在多年从前，就有高校一线老师在接收《中国迷信报》采访时直言良多课本“东拉西扯”，并表现本人“只管有抉择课本的权力，却找不到多少本值得选的可用课本”。有了品质保障，才谈得上内容构造、资料拔取，以致言语作风上的特性化，这些都须要课本编写者支付大批时光跟精神。以何海波的阅历为例，在编写《行政诉讼法》初版的两年间，他冒着评不上教学的危险，多少乎把全体精神都放在了编书上；尔后的第二版破费了半年时光修正；至第三版，他更是“断断续续修正了3年”。但是，与这些支付比拟，课本的编写在现在高校的鼓励机制中并不“吃喷鼻”。“一个很显明的现实是，在老师的职称评审中，课本是不太被承认的，乃至某些专业范畴的册本评奖也会将课本消除在外。”何海波说，这就招致一种恶性轮回——由于教科书不被器重，老师们就不肯花过多时光编写教科书，教科书的团体品质随之降落，招致各人对教科书的评估更低，教科书因而更不被器重……对此，复旦年夜学理科资深教学葛兆光也曾在受访时直言，在很长时光里，海内有一个很欠好的习气，即以为一流学者不要写课本，这是下降身份。“这长短常恐怖的事件。”实在是一种教养方法何海波却十分重视“写课本”，由于除了“学者”身份外，他仍是一名高校老师。在他看来，一本教科书的背地，表现出的实在是一种教养方法。在一篇文章中，何海波曾对此做过说明——时下主流的执法教科书，多是给执法院系的本科生，以及一些号称研讨生，但从前基础不读过执法的执法硕士生用的。上课方法每每是教师讲解，先生记条记，考前温习记诵。响应地，教科书的内容是纲要式的，重要报告执法道理跟轨制梗概……只管写“通说”，不激励异说，求稳当、不寻求翻新、言语的特性只管收敛、思维的棱角只管磨去……那么，何海波的教养方法是什么样的？给研讨生下行政诉讼法课程时，何海波会请求先生每周写一篇念书讲演，期末则激励他们写课程感触。客岁岁尾，他收到了一逻辑学成长达3页的手写课程感触。写这篇感触的人叫李若馨。在感触中，她提到一个细节——何海波曾向她提出请求：“（念书讲演的）常识点归纳综合很过细，花了不少时光。接上去，每次写念书讲演时试着提多少个成绩。”相似的请求，何海波也曾向葛昕潼提出过。现实上，这多少乎是他对全部先生的请求。“我盼望先生学会诘问：不只懂得行政诉讼法是怎样划定的，还要在懂得执法现实运转情形的基本上，晓得成绩在那里，并对相干成绩的处理有本人的主意。”何海波说。但是他发明，即使是清华的先生，其进修方法年夜少数也只停顿在教师讲、先生记，考前再把PPT或条记温习一遍上。“他们仿佛不太会思考，不太会发问。”于是，何海波请求先生们“发问题”，乃至强迫性请求“当前每次至少提3个成绩”。“我可能是第一个在讲堂上向先生提出这个请求的教师。”他说。至于先生们的反映，李若馨如许写道——“刚做这件事时，我很担忧成绩该怎么找，但跟着本人对基本常识控制水平的增添，以及对课程内容的顺应，我竟有了一种‘成绩追着本人跑’的感到，似乎只有居心思考，就能播种一些灵感。终于，在前期的课程上，我觉得本人状况越来越好，能像其余同窗一样提出存在思辨性的成绩了。”这时她才认识到：“本来何教师是在培育我思考学术成绩的习气。”葛昕潼也有过相似休会。她告知《中国迷信报》，有那么一段时光，何海波会在每堂课上问各人：你们不成绩吗？什么成绩都不吗？“他会始终如许问，直到问得咱们都欠好意思了，开端当真思考，我真的不成绩吗？”于是，葛昕潼当真地打开了《行政诉讼法》。“开端时，书里讲得很明白，但今后读，你会天然而然地发生一些迷惑。带着这些迷惑，你开端‘质疑’这本书，而后让这本书压服你，再延长出更多的成绩……”这是这本书带给她的一个主要感触。在何海波看来，对法学专业，以致于全部专业的先生来说，“发问题”都是一个很基本的请求，“但很可怜，咱们的先生广泛不发问才能，乃至不发问题的认识”。“法学有两个层面，一是绝对断定的规矩系统，这些内容我会在教科书里只管描写明白；除此之外，法学也是对于执法毕竟该怎样探讨以致辩论的。”何海波说，执法假如是块布的话，这块布并不完整平坦，另有些褶皱须要咱们熨平。“但假如咱们的先生只晓得盯着这块布看，而不晓得用什么方式把它熨平，那么咱们即使教得再好，算是胜利吗？”